中国经济新闻网讯（记者 张一鸣）“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，是一个逐渐淡化‘官文化’，并逐渐强化‘商文化’的过程。从‘官文化’转向‘商文化’，既是过去中国金融业成功改革与转型的基础条件，也是未来中国金融业从规模做大到内涵做强的必经之路。淡化‘官文化’的关键是，金融机构在经营和管理上‘去行政化’，在取消金融机构管理人员行政级别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。强化‘商文化’的关键在于，培植和增强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，尊重市场竞争的原则，坚守诚信无欺的基本价值观。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彩虹教授在4月19日德勤中国在博鳌论坛期间举办的“中国金融文化实践的观察和重塑”研讨会上表示。

　　金融企业本质上是经营风险的企业，风险文化在金融文化中占据着核心地位。关于如何培植良好的风险文化，陈彩虹认为，“风险管理的主题是如何承担风险，而不是如何规避风险。我们提倡金融业建立稳健的风险承担文化，风险管理的目标是‘风险适度’而不是‘风险最小化’。首先要确立敬畏但不畏惧风险的文化基调。敬畏风险，是指充分理解金融行业的高风险特性，拥有强烈的风险意识，任何时候都不抱侥幸心理，随时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；同时，对于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拥有清醒的认识，面对未知和不确定性保持谦逊之心、稳健之态，海口三亚公司注册，反对激进和过度的风险承担；此外，必须尊重风险管理的专业性和技术性。”

　　在金融领域，诚信价值观集中体现于信用文化。“先进的信用文化包含合理的信用观，即对于信用性质和来源的恰当认识，对于‘信用即资产、信用即财富’理念的普遍认同；包括对于诚信原则、契约精神的尊崇；还包括守信者受益、失信者受限的社会共识。”德勤中国副主席及中国金融服务业领导合伙人吴卫军指出，“中国金融业信用文化的建设，尤其要重视培育契约精神，即将践行契约承诺、履行契约义务作为自明之理和道德底线。中国金融机构要不断积累‘以信而贷’的实践经验，并在国家信用体系的建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。”

　　“普惠金融在中国被通俗地理解为又普又惠，即不仅要保证原来遭受‘金融排斥’的机构和人群，能够同等地享受常规的金融服务，而且要保证这种金融服务应该是廉价的、优惠的。”吴卫军说，“这种认为普惠金融必须廉价和优惠的主流观点，与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存在内在的不一致，已经成为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。商业可持续性要求普惠金融虽然不以盈利为目的，但是，如果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机构不能保本，长期处于亏损状态，那么，普惠金融也就必然缺乏可持续性。不错，普惠金融不一定要做成一门赚大钱的生意，但一定不能是一门亏损的生意。真正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文化不是‘下沉’的文化，而是‘扎根’的文化，海南省民企服务中心，是发自内心、由被动到自发、由自发到自觉的业务理念，是扎根基层、自下而上共同认可的动因。”

　　陈彩虹指出，“中国金融文化的实践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，文化不自觉，而只是任其自发而为，就难以形成文化自信。从我们的观察来看，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，海南代理记账，自觉的成分较弱，文化的梳理、总结和提炼不足，特别是具体到日常金融活动中的文化实践，如何去恶存善、去丑存美、去粗存精，尚需要金融从业人员、金融企业和行业，金融相关的监管和管理部门，乃至全社会，主动有为地思考和行动。”

　　2018年，德勤中国公司治理中心组成专门项目研究小组，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、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会秘书陈彩虹主持，系统地确定了一个为期三年的研究项目，从短期、中期和长期的视角，对中国金融业的变革和发展进行梳理和总结，从中获得启示，演化出对中国金融未来发展的建设性意见。2019年和2020年，项目研究小组先后发布了《中国六大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实践研究报告》和《紧迫的历史重任——培养和塑造中国的金融企业家）》两份研究成果，2021年，项目研究小组聚焦于“中国金融文化实践”